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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丨遗落东郊的范氏家姝

日期:2020-10-27

成都武侯祠博物馆2013年出版了《诸葛亮与三国文化(七)》一书,内有张渝新《 论新发现北宋范祖禹侄女诔文的价值》一文,文载在三圣乡“躬耕地”(一般指诸葛亮躬耕地)陈列着一块石刻,乃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,诔文的主人公是范祖禹的侄女范沂。范祖禹是北宋著名史学家,他与族叔范镇、儿子范冲,在中国古代留下了“三范修史”的佳话。北宋时期,华阳范氏家族人才辈出,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原石的发现,为研究北宋华阳范氏提供了新的史料。

因为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不是经过正规考古科学发掘出土的,按说它的具体位置是无法判定的,但是石刻正文中说范沂“葬于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”,那么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到底在哪里呢?所幸现在已知有另外一个墓葬与普安乡白土里相关,并且它经过了科学的发掘,可以作为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出土位置的参照。


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碑额 图据《诸葛亮与三国文化(七)》

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碑文 图据《诸葛亮与三国文化(七)》

1977年底,成都市文物管理处(现成都博物馆)曾在金牛区保和公社“天鹅抱蛋”处的农田中,发掘出了五代后蜀名臣张虔钊的墓葬,其墓志铭就记载张虔钊“葬于蜀国东郊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”。张渝新在文中指出,两个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,虽然隔了朝代,但它们应该就是同一个地方。那么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原石的具体位置就在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天鹅村(今天鹅社区)



鲜于璜碑-篆书题额、隶书正文


自汉魏以来,碑记石刻就有以篆书题额,楷书、隶书写正文的习惯,这块诔文原石也保留了这一传统。原石现分为两件,均为边长70厘米的正方形石碑,其一为篆书的额盖,内容为“宋高平郡范氏诔文”,其二为楷书的序和正文。诔文竖行33行、满行40字,总字数超过千余字。

从石刻文字记叙来看,范沂,字元咏。在古代,很多普通女性只有姓没有名。东汉三国以来,有“单名为贵,双名为贱”的传统。范沂不仅是单字名,还有字,可见她不光出身高门,还应该是书香世家,后文中“幼敏慧,纯孝盖天资”、“每读书能晓意义,喜事笔研”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。父母非常喜爱她,于是“择所宜配,归于德辉”。婚后范沂好贤乐善、相夫教子,把家里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,“内外亲戚,待之有礼”,“御下不严而有恩”。他的家人认为她“在家为淑女,既授室为顺妇,克相其夫为令妻,善教其子为贤母”,于是给她刻下这块诔文石碑。

诔文是古代哀祭文的一种,主要内容为叙述主人公生平,表达哀思之情。它起源于西周的赐谥制度,是表死者功绩、并确定其谥号所用的。秦汉以降,也基本遵循这个传统,主要表现著名人物政治、道德方面的功绩,如鲁哀公诔孔子、杨雄诔元后、傅毅诔汉明帝等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社会思想开明,文学观念加强,诔文不再是王公贵族歌功颂德的专属,一些悼念骨肉、悲痛身世的诔文开始出现。唐宋时期,谥议废除,此时的诔文,仅仅寄托哀思,无论有无谥号,无论贵贱长幼,人人都可以使用。只不过这一时期墓志铭是主流,诔文使用者甚少。

根据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的叙述,主人公范沂是一介平民,丈夫也只是广文馆进士,终其一生,并没有突出的成就,文中也说“使得衣冠而齿诸士大夫之列”。当时范氏家族在华阳地区影响极大,范沂虽出身高门世家,但她毕竟也只是一个“淑女”“顺妇”“贤母”,可能正是考虑到范沂身份的特殊性,家人才以诔文为她刻石。

诔文与碑、墓志铭一样,都是记录逝者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就把二者并举,称“铭诔尚实”。陆机《文赋》也说,“碑披文以相质,诔缠绵而凄怆”。虽然文体特性极为相似,但在具体的使用中,二者差距极大。


唐·杨君墓志


墓志滥觞于秦汉,发展于魏晋,完善于北魏,兴盛于唐。尤其是在北魏,出土了很多石刻,即便没有原石,也有大量拓本传世,为人们研究墓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在众多的石刻和拓本之中,所用文体无外乎碑志和墓铭两种,同为记录逝者的诔文却一无所见。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原石是全国仅有的一件诔文石刻,填补了墓葬石刻没有诔文的空白,使墓中石碑的种类又多了一个类别,也证明了诔文不只是文人雅士仅用在书面寄托哀思的一种文体。

纵观我国两千多年历史,有记载的诔文也不过一百余篇,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的发现,对于文学史来说,无疑是有补充意义的。其次,石刻题额的篆书和正文的楷书,在宋代书坛极为少见,碑文字体平正流美,与宋代尚意书风相比稍显拘谨,明显是继承了唐代碑刻风貌,这对于宋代金石书法的研究,又提供了新的参考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宋高平郡范氏诔文》的确是一件具有很大历史、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石刻孤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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