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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成都(139)丨走出典故的文化经典诗婢家

日期:2021-07-22

装裱业务古已有之,《新唐书·百官二》讲弘文馆有“校书郎二人……学生三十八人”,这三十八人中就包括“熟纸装潢匠八人”,说明在唐朝这一行业已有发展,古代的装潢匠,也即今之裱褙匠。20世纪30年代,成都有200余家装裱店,主要分“做红货”和“做白货”两类。
“做红货”的店铺主要生产和经营红白喜事对联,因是人民普遍所需,不愁销路,所以设有专事批发的铺子,这些铺子大都集中在东御街一带,城内外各街有零星分布,店铺总数占全行业90%以上;“做白货”指专门揭裱古今名人书画,对质量和技术有较高的要求,价格也比“做红货”的铺子贵得多,主要供文人墨客和上层社会人士赏玩之用。与北京荣宝斋、上海朵云轩、天津杨柳青并列中华四大文化老字号的诗婢家就属于后一类。
这一时期成都专事书画装潢、修补的经营者,大都与本地书画界有密切关系,或经营者本身就是书画家,如民国时期成都“五老七贤”之一的刘咸荥(1856-1949)为了装裱自己的书画和亲友的方便,便在南门纯化街的宅院附近开了一家裱铺。诗婢家的创始人郑次青也是善书能画之士,诗婢家的招牌正是他亲题,题文:“诗婢家裱画店在此”。
“诗婢”二字,取自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“郑玄家婢”,典作“郑家诗婢”。史有配享孔庙的大儒郑玄(127-200)家奴能引《诗经》“胡为乎泥中”“薄言往愬,逢彼之怒”对话,所以郑次青意在通过自己祖上婢女都颇有学问可想主人才学之高,勉励或自喻同为郑氏的自己也当学识广博,这与张大千(1899-1983)、张善孖(1882-1940)兄弟二人钦慕明代张大风(?-1662)画风将画室都取名大风堂一样,是他们姓氏的标志。

○诗婢家旧照

1920年,诗婢家在仁厚街[《成都文史资料选辑》(第5辑)收录的郑伯英口述、唐觉丛整理的《诗婢家》一文载,诗婢家1933年后才迁往羊市巷,现诗婢家经营官网、绝大多数作家行文等,大都表述郑次清1920年直接在羊市巷创办了诗婢家]开门纳客,但郑次青在书画界的地位、关系网不及刘咸荥,又恪守本分,所以诗婢家自开设后,少有业务,又加上四川内战频仍,有闲情、闲钱讲究字画的人并不多,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,诗婢家的营业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计,遇到不景气的月份,有时还得靠鬻卖自己的字画或收藏的文物置换钱财,以维持经营。至1933年四川军阀内战基本结束,诗婢家又迁往字库街经营。


1936年,郑次清之子郑伯英接手了诗婢家,并将店铺从字库街迁到羊市街北侧东头的羊市巷。郑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,早年间一直活跃在革命战线上,对裱画业务很少照管,1930年参加四川广汉起义失败后,方才返回成都接触诗婢家的业务。因着这层原因,诗婢家逐渐发展成为掩护革命工作的地下联络站,明面上它是装裱字画的店铺,但实际上共产党及共产党员的一些接头联络、交换情报、政策宣传、革命活动部署等都是在诗婢家开展的。

掌管诗婢家以来,郑伯英除了坚持以装裱字画为主业外,又新开木刻水印、书画简册、文房四宝等经营项目创收;人际方面,郑伯英广泛结交文化界人士,通过蜀艺社社长罗文谟结识社里书画界耆宿,并为他们引荐求取书画之人,又承揽这些书画的装裱业务,诗婢家的业务日渐增多;在技术上,诗婢家在装裱界属于后起之辈,便悉心取他人之长,摸索出自己的装裱技艺,如改用细致的毛笔或排笔替代棕刷(有时也用棕刷)来上纸、排实、涂刷边口等,用粘而不腻的白芨代替浆糊胶水粘合,用口面宽、接头少、花样好、质地薄的杭绫替代成都本地绫绢装裱等。


抗日战争爆发后,许多流寓外省的川籍书画家陆续返乡,南北书画名家来成都避难的也不少,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黄宾虹、黄君璧、丰子恺、谢无量等名家便是在这一时期成为诗婢家的常客,诗婢家既为他们提供装裱服务,也为他们充当鬻书卖画(1940年左右,因通货膨胀,物价高涨,流寓成都的书画家生活捉襟见肘,只得通过售卖书画营生)的中介,诗婢家的名气就此打开,被避居大后方的文人墨客视为精神家园。

与诗婢家往来的名家当中,数张大千与诗婢家的交往最为密集。张大千与郑伯英友谊深厚,其所有字画的装裱都是交由诗婢家妥办的,战时交通阻断,宣纸紧缺,张大千还与郑伯英一同赴夹江研究造纸技艺开发出“大千书画纸”(1983年官方定名,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),纾解抗战期间大后方缺乏优质书画纸之难。

真正让诗婢家蜚誉书画装裱界的,是自20世纪20年代回归家乡荣县后几乎封笔,少有作品流出的赵熙为诗婢家题写招牌一事。


赵熙(1867-1948)是蜀中五老七贤之一,颇受省内外艺术界钦崇,他工诗善书,画不经常作,但苍劲秀逸,独辟蹊径,生平更是少为人题署匾额,成都所见仅永兴巷潘文华公馆的“植苑”、沟头巷唐英宅的“葆光”和铁脚巷刘元琮门口的“汉道中兴”。1940年,郑伯英书信赵熙,向赵熙转达文艺界因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处于劣势精神烦闷,希望求得先生字画聊慰心情等事宜,赵熙回信郑伯英“不佞七十四矣,本不工书,况今衰朽……”,赵熙的字用这样的方式又和省内外醉心书画的人相见。

次年7月,诗婢家因日机大轰炸被毁,不久后“诗婢家”废墟重建,赵熙为诗婢家重书招牌相赠,并附上慰问信和一幅山水画,画上题《浣溪沙》,此后又与郑伯英保持书信往来。1953年,郑伯英服从组织调令去到云南工作,结束了诗婢家工作,工人也转入成都市水印社。出川前,郑伯英将与赵熙的书信原件交托四川大学讲师周菊吾代为保存,但因周菊吾身故未有交待,赵熙手迹便不知存亡了。


1981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”,文艺工作百花齐放,装裱行业也在这一年出现新的繁荣高潮,诗婢家在这年得以恢复招牌。时郑伯英退休后也正在成都养病,被新的诗婢家聘为顾问,讲传诗婢家历史。后因街道调整,诗婢家又搬离春熙路,于2004年迁居琴台路7号营业至今



在琴台故径,诗婢家相继成立诗婢家美术馆、拍卖公司、诗婢家画院等,成为成都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。“蜀中五老”之一的马识途(1915-)在诗婢家成立100周年时,以联相赠,语:“二千年汉代韵事犹传,是耶非耶彳亍当时琴台路;九十载蜀中文脉未断,灿矣烂矣睨睇今日诗婢家”,概述诗婢家的悠悠文化底蕴及它为文艺界所做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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